历史总是由后人评说的。有意思的是，戊戌历史的评说却长期为康有为、梁启超等所左右，而这几位恰恰是戊戌的重要当事人。康有为的《戊戌奏稿》、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往往被当作权威资料，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戊戌的理解。广义地说，这种影响还包括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等著述中对清代思想史，尤其是晚清思想史的解说，其中，以“中体西用”为所谓“洋务派”画像，以此勾勒出所谓“洋务”与“维新”的二元对立，也是康、梁式戊戌解说的重要成分。
正如一位学者所言，戊戌研究日益成为对康、梁式戊戌故事的作战。海峡两岸的学者先后发现，康有为在编《戊戌奏稿》时有严重的删改，梁启超的戊戌说法也有明显的偏向。他们的故事的最大毛病，就是将我们的眼光过于限制在康、梁一群人身上，而忽视了戊戌变法背后复杂的历史情境，致使戊戌变法成了平原上拔地而起的高峰，一个孤立的重大事件。
晚清研究的任一进展，几乎都改变了对戊戌历史背景的理解，因而也改变了对戊戌的理解。史家们所致力的，实际上就是要将被孤立了的戊戌事件，再放回到它赖以发生的历史情境中去。在这种努力下，戊戌已经越来越不是平原上的孤峰，我们日益发现着周围的其他山峰，发现着由远及近的起伏的丘陵，并通过戊戌与它们的地势联系，重新发现着戊戌。在张鸣先生的新著《梦醒与嬗变》里，我们就可以经历这种发现。
作者是研究近代乡村与农民意识出身，社会史的经验，使他可以视野开阔，对当时复杂多样的历史层面保持着敏感。这种敏锐体现在一系列现象的勾勒上。甲午之后朝野上下的危机感和风气变化，是史家们都熟悉的话题，但张鸣却指出，由于经验不同、利益有异，危机感在士人中并不总是激起维新的志向，在基层许多士人中，亡国的威胁更易强化他们原先的打教倾向，以至甲午后掀起新的打教高潮。
一方面是维新士人将传教士视为“良师益友”，“相见恨晚”，一方面却是新的打教高潮，这种历史情境，直接地显示出戊戌变法所处的特定位置。在“老百姓眼中的康党”一节，这种紧张得到了更充分的展示。一般百姓对变法漠不关心，而当变法触及他们的利益时，他们便成了反对派。北京整顿街道导致大量商贩被迫搬迁，及各地改淫祠与寺庙为学校的做法，都引起种种对抗，至于湖南模仿西方警察制度而搞的保卫局，在民间打教的情绪中，不得不以保护教堂为自己的使命，就更使得变法成了为洋鬼子当保镖了。于是，在不少知道有“康党”这回事的老百姓眼里，“康党”的形象会变成“白脸”，也就是自然的事情了。改革努力与基层社会的这种关系，在以后的清廷“新政”中有较此复杂得多的展示。
使得戊戌变法远不只是一场“康梁变法”的，不仅是这纵横交错的历史图景。发生戊戌维新的政治舞台本身的格局，就远比康、梁所暗示的要复杂。
满汉问题是清代政治中的一个基本背景，但史家们先前总是容易将此问题简化成清廷与汉族士大夫的关系问题。就此而言，张鸣书中所强调的“旗下政治”，的确揭示了一个久被忽略的课题。当然，穆彰阿、恭亲王、荣禄等人物从未被史家忽略，但他们却很少被放到一个更大的诸如“旗下政治”之类的背景下来被理解，因为这个背景本身遭到了忽略。相形之下，对陶澍、林则徐、曾国藩、张之洞等人物的研究，就一直有“士大夫群体”“清流”等这样的群体研究作背景。人们似乎忘了，清廷并不能代表整个满人群体，与汉族士大夫相应，还有一个庞大的旗人使用官宦群体，这不仅是指在清廷中枢，满蒙贵族有特殊的地位，而且是指在京城政治中，旗人拥有特殊的份量。从内阁到六部，旗缺要占到80％以上。再加上大批几乎属于旗员的世袭领地的文案、翻译，满人官吏充斥京师。在这样的情境里，戊戌事件就必然要与“旗下政治”发生复杂的关系。时人叶昌炽说，戊戌变法为满汉之争、帝后之争，固然有过于坐实之嫌，但若将之理解为是指戊戌事件发生时历史情境的一些特质，倒也不失为有启示性的观察。
康、梁式戊戌旧故事的另一个具体毛病，就是关于“洋务”与“维新”对抗的漫画像。在他们的讲述里，李鸿章、张之洞所代表的两个群体，成了维新的对立面，而与此交织的所谓维新人士内部“粤派”与“杭派”的紧张，也得不到具体的分析。张著对此也予以了相当的纠正，书中辨明了李鸿章对维新的同情态度，叙述了李氏之所以似乎成为“维新”的对立面，本身与康梁有意识排斥有关的过程。对于张之洞，作者否定了将康梁等与张之洞的关系，描述为洋务派力图将变法纳入自身轨道的故事，而将叙述放到清流与李鸿章集团，清流内部张之洞与翁同?之间复杂关系的脉络里。从这样的视角里，作者也就不难发现，《劝学篇》的基调与维新取向并无实质的差别，而其对民权的批评，细辨之下，竟包含着与康、梁诸人相似的议论，由此的结论是，首先要避免“洋务”“维新”二分的简单化，由此才谈得上真正厘清各种势力的差异与关联。值得指出的是，如果作者在讨论这些问题时，能够避免以“洋务派”、“维新派”为主导名词，而尝试更能反映历史具体性的概念，那么，上述分析一定会进行得更为透彻。
发现历史是一件永无休止的尝试。这种发现并不意味着对旧故事的全盘抛弃，而只是不断地在新故事与旧故事的沟通中，寻找更丰富的真实。尝试有时会矫枉过正，但至少目前，我们更应注重的肯定还是摆脱康、梁的旧故事。近代中国的历史是几亿中国人的历史，史家们日益意识到这一点，并且正在努力地去讲述这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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